作者：葉漢浩（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
羅馬帝國的經濟是以壓迫與剝削為根本的。在帝國初期的經濟中，有三分一的人口是奴隸，另外三分一是被釋放的奴隸，還有大量是沒有土地與主人的工人，他們靠短期合約及日薪工作為生。簡言之，羅馬帝國初期之所以能有較高的經濟增長，其中一個主因是靠壓榨那些沒有太大反抗能力的勞動力而來。
不過，結構性的罪不單在於低收入勞動力的存在，更在於當權的一羣會利用貧窮人的需要而持續的利用和壓榨他們，造成雙重壓迫。同時，有權有勢者刻意減少制度裏向上流動的可能與機會，使貧窮者繼續依賴他們，好讓他們能持續透過壓榨貧窮者而站在社會的上層，這亦使社會充滿自私與爭競的氣氛。結構性罪惡的制度還依賴一套社會價值來把這些壓榨性的結構合理化，例如他們會利用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隸論來指出奴隸的合理性，又解釋奴隸制度是十分人道的──因為在戰爭中，他們本可殺死戰敗者，所以在他們眼裏，奴隸是一種拯救。另一方面，為了要讓奴隸及帝國中其他人（非羅馬公民）能效忠於羅馬帝國，他們利用羅馬公民的特權作餌，使他們能服於他們所設定的遊戲規則，順服掌權者。
在腓立比書中，保羅在一章9-10節中提及：「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為甚麼有愛的生命建基於知識和見識呢？當然是因爲社會充斥虛假的謊言啦！但知識比較易明，甚麼是見識呢？英文聖經其中一個就「見識」的翻譯是deepest perception，意思是我們那些習以為常的深層價值觀。例如，在資本主義的日常中，我們不經意地被操練及內化了競爭和消費的靈性。
昔日羅馬帝國經濟及今天威權資本主義均說明，人類不單活在經濟不公的壓迫下，而且活在為合理化這不公制度而存在的虛假價值之中。若我們要活出天國國民的身份（腓三20），我們不只要回應外顯的經濟制度，而且要聆聽保羅的提醒，在知識上增進，更要留意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空間操練我們的見識──例如愛鄰舍的行動，如此我們才能活出真正有愛的生命。
